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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一念无明》却不万念俱灰:导演黄进、编剧陈楚珩专访

2017-04-25 hypesphere 编剧圈



编者按       

香港导演黄进以电影《一念无明》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编剧,以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晋导演的殊荣。他曾浪漫地向同时也是编剧的女友陈楚珩说出“剧本是电影的灵魂,而你就是我的灵魂”如此深刻且真挚的告白。


日前sebox有幸与两位优秀的创作者花上一些时间聊聊这个作品,从创作的角度再次阅读这个厚实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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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文乐、曾志伟以及金燕玲共同主演的《一念无明》讲述了余文乐饰演的躁郁症患者阿东,在一次意外中结束了罹患忧郁症的母亲的性命,而曾志伟饰演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阿东出院后却必须要接受父亲的帮助,一步步走回社会。


在这部电影的议题设定上,除了自己身边的朋友们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以外,编剧陈楚珩表示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集体现象,在香港生活的人们受到的压力太大,并不是少数人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几乎每个人都被情绪、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无法处理负面的情绪,累积起来就变成了大家所谓的“精神病”。



陈楚珩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有关情绪、精神疾病的电影,但其实这些电影会以这些疾病的特征作为推进剧情的方式,或是让他成为某一种吸引人观看的特点,对我来说这种手法并不好,因为电影是这么好的媒介,你却利用这样的手法呈现出这些不真实的特征,所以当我们开始发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想要用另外一种更写实方式来讲述关于精神疾病的故事。


陈楚珩: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了一个悲剧事件,但多数人不会去理解背后的故事,一直到不好的事情爆发了大家才会关注,然而在这种没有全盘理解的状况下,这些潜在的问题并不会被解决,它的确一直存在于每个人脑袋里,可是之中的细节呢?




这就是《一念无明》想要带给观众的讯息,因为在每一个类似的案例里面都有许多前因后果是应该要被理解的,从中理解后人们或许能够借此找到自己的出口也说不定。


作为一个新导演,黄进在叙事的手法上与剧本的架构如出一辙,平铺直叙的方式让演员成为了这部电影裡面最重要的核心,观众因为角色挣扎而挣扎,因为角色伤心而伤心。


在去年的金马奖记者会上,评审团主席许鞍华导演曾经透露,《一念无明》这部电影能够完成已经是相当不简单,也因为演员曾志伟的加入才能有其他演员一起参与的可能性,在这次的选角上导演黄进也透露了当初的巧思。



黄进

主要是因为这次的资金是来自香港政府,所以即便最后的作品在商业上没有太好的表现也没有关系(笑),身为一个创作者这让我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不过这样的机会可能也就只有一次。如果只有一次的机会,我想要讲一些商业电影里面无法好好说的故事。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本身是相当小众、独立的,为了要把电影里的讯息更广泛地传达给大众,或是说那些跟我们同温层里面更不一样的人,我们找来了曾志伟大哥、余文乐以及金姐作为主要的卡司。


这些演员对于观众来说是熟悉的、大众的,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模式把属于小众的故事带得更远一点,让电影作为沟通的媒介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曾志伟多数时候都以搞笑、滑稽的样貌出现在银光幕前,但不论是在《愈快乐愈堕落》里面欲言又止的同性恋角色,或是《无间道》裡面喜怒无常的诠释,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曾志伟深厚且饱满的演技。


电影的主角余文乐近期以《志明与春娇》系列电影获得相当多影迷的关注,尽管过去的作品多数都呈现较为一致的样貌,这次演出《一念无明》实在令人大开眼界,对于阿东内心正常与不正常的界线做出了相当精湛的诠释,也入围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最佳男主角。


不得不提的是演技实力精湛的金燕玲,更是以此片拿下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对于新导演来说,黄进在与这些演员沟通的功夫上肯定要有所拿捏,在访谈中他相当有系统地解释了自己面对三位演员不同的引导方式。



黄进

因为《一念无明》是一个很危险的故事,很容易就变得很煽情、很消费精神疾病的故事,所以我最常跟演员们谈的是演出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超过了一开始我们设定的那条界线。


我的工作就是把关这些演员的诠释方式,至于怎么演戏,毕竟我不是演员,他们才是演员,这些就交给他们了,不过我在面对他们三位演员的方式都不大一样。



黄进:我第一次跟金姐见面就是拍摄当天,我们花了半个小时聊这个剧本,然后就直接开拍,完全没有演练。其实我了解她为什么不排戏,因为她本身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即便在幕后访问的时候她都讲到哭出来,如果你让他排练的话事实上是浪费了她的情绪,因为她很快就可以进入这个角色。


在聊完剧本之后她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她很清楚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但他想要知道身为导演的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想要让观众看到什么样的电影?聊完了他一演就是我要的状态,几乎不需要任何调整。



黄进:曾志伟大哥的演技很多元,他可以给你非常多种表演方式,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就可以从他不同方向的演出中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风格,因为他不知道我要的是哪一个版本的他。


曾大哥也很懂电影,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描绘出这部作品的样貌,让他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他就可以融合自己不同的样貌,给出一个非常精淮的表演,而不是刻意去挑战他,让他演出一个过去从不存在他的生命经验的角色。



黄进:过去我们常常看到余文乐都是在警匪片、爱情片里面的表演,这些也都是余文乐的面相没错,不过很久都没有看到他有比较纯属情绪的演出,这些情绪被隐藏在他的心中,我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引导出来。


我觉得这其实蛮危险的,因为这些表演都是真正的余文乐,不同的状态也都是来自他自己内心累积的情绪,拍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拍完了我才发现自己对他太过分了,因为阿乐跟阿东已经快要变成同一个人。


对于演员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作法,尤其阿乐又对自己的演出要求相当高,在电影里面吃巧克力的那场戏,其实中间我已经觉得有可以用的画面了,但他还是想要继续演出,他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他要克服给自己的这个关卡。我们就像一个疯的人遇到一个狂的人(笑),就这么一直拍下去了。 



电影当中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桥段,在屋村里住在阿东跟爸爸隔壁的小弟弟,每天都被母亲告诫要好好地念书才会成功,却在闲暇之余与阿东搭起了一座非常单纯且真挚的友谊桥梁,不仅与阿东一起找回对生命的热情,甚至在阿东失意时隔著牆讲述一个融合了小王子与街边拉宽频上网生意的广告词的故事。


同时电影中阿东的挚友路易斯成为了人们眼中成功的代表,却因为过分压迫的生活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改编小王子与宽频上网广告词的引述,对比上阿东好友路易斯的逝去,荒谬地描绘了成功与否的矛盾与冲突。



陈楚珩

这个矛盾是我想要在电影中呈现的,有很多家长都认为小孩唯一成功的道路就是努力念书、考到好的学校、有一个好的工作,赚大钱。但我们回顾这趟成长的旅程,即便路易斯有一个相当好的金融业工作,成为小康的白领阶级,他真的快乐吗?


我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有几个礼拜一直传出香港中环有员工跳楼自杀的新闻,这对我的冲击相当大,你会回头去思考是不是赚大钱就是成功?就会开心?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让孩子这样成长呢?这是我很想要在电影里面呈现的矛盾与反思。


黄进

这就回到我们一直被教育成为一个能够在城市中“生存”的人,但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找到自己,并没有在生活。


这个小弟弟在电影里面想要种花,但对于他妈妈来说这个想法很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你在城市里面生存,这并不是父母的错,他们知道要能够在生存在都市里很难,基于对于小孩好的立场,这些压力却成为了孩子们迷失自己的原因,这就是现在香港的情况。



陈楚珩

我们朋友的孩子1岁就要去上课,这种学前教育对现在的家长来说变成一种必要的投资,在幼稚园之前就必须要有很好的课程安排,不然孩子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好的幼稚园,也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好的小学、中学,以此类推。这样的阶级就无形出现在香港的社会里面,但我们朋友的小孩最后没有成功(笑),没有时间与空间的成长环境,却还是让他们迷失自己真正的样貌,没有如预期地成功,也找不到自己。


黄进

回到了故事本身,阿东最后跟小弟弟在天堂的那场戏我自己非常喜欢,我很喜欢余文乐在当下的诠释,他给了那些担心的大人一个淡然的表情,因为他发现原来你们都是这样想的,那没关系,即便他跟小弟弟是这么单纯的好友,但他还是把小弟弟还给了他们,还给了这个社会,但他心里面不知道这个小弟弟能不能真正在这样的生活中存活下来。



黄进与陈楚珩在访谈中表示,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自己并没有受到如此庞大的“成功”压力,但无形之中这些潜规则的建立对于香港的社会环境来说,已经在多数人身上建立了扭曲的价值观,回应了陈楚珩在访谈开始时提到的集体现象,而如此的恶性循环也是产出《一念无明》剧中角色的原因之一。


《一念无明》透过看似特例的精神疾病,呈现了整个香港真实且普遍的状态,在电影与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一个荒诞却紧紧契合的连结。正如两位优秀的创作人在访谈中异口同声阐述的,成功与失败并不是那么重要,这些定义都是旁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量化标签。


即便台湾的城市生活与香港比较起来,相对而言是轻松的,但正在朝向所谓“成功”道路迈进的台湾,似乎也渐渐地被资本社会最极端的触手包围,在汲汲营营成为人们眼中成功样貌的同时,的确应该停下脚步好好省视自己,而《一念无明》可以说是献给被城市淹没的人们最好的静思语。




文 / sebox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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